【重磅】主编专栏 | 王迎军——疫情之后的管理研究
作者简介：
王迎军，南开大学商学院、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南开管理评论》专业主编。
虽然海外疫情仍在蔓延，但几度春雨之后，国内疫情渐渐退去，许多企业转入正常运行的轨道，大学复课也在期待之中。疫情后的生活又将一切如常，可一切又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居家静思的两个多月里，人们有充裕的时间审视自己生活的轨迹，思索即将面对的未来，苏格拉底那句千古名言“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此时此刻恰能敲醒人的内心。当面对疫情，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经历的事物和现实时，可能会发现许多事物在熟悉的形式下，有着不同的意义。
相信许多管理学者和企业家也在不断自问，不断深思，如何从这场危机中汲取有价值的知识，有效地归纳出防范危机的宝贵经验，把灾难中不可磨灭的教训熟记于心。疫情之后，企业界和学术界双方的思想共振，一定会拓宽观察事物的视角，丰富分析问题的思路，并深刻地影响管理研究的内容和深度。
可以预见，危机管理将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不仅在教学中，而且在科研中。甚至对于危机的含义，也有必要进行重新思考。如果把这场疫情看作一次特殊的危机，C.K.赫尔曼在1960年代对危机的定义以及危机特征的概括，显得苍白乏味，仅用严重威胁、巨大的时间压力和高度不确定性难以概括危机的主要特征。与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或是企业内部突发事件等不同，这次危机的特征之一是持续性，疫情从爆发到扩散再到消退，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特征之二是连锁性，随着疫情扩散，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进入危机状态，对于经营活动覆盖多个区域特别是高度国际化的企业而言，企业面对的威胁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征之三是多向性，以往的企业危机管理理论主要讨论单向度危机，如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产品质量事故、供应链或资金链断裂等，都发生在企业的某一个向度上，危机管理专家劳伦斯·巴顿在他的著作中虽然讨论了多种类型的危机并给出了通用的危机管理模型，但对危机的识别、评估、预警等工作仍然是在单一向度上逐项进行。而这次疫情中，许多企业面对的是多向度上几乎同时发生的相互关联的威胁，对于这种类型的危机，需要各界的人士共同研究，努力识别出它的特殊属性，寻找到可能的防范方式。
企业之所以面对多向度的威胁，不仅在于危机波及的范围广阔，也在于企业原本是镶嵌在社会的复杂网络之中。在管理学发展的早期，巴纳德就意识到组织是一个社会系统，仅凭古典的组织理论和经济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组织现象，于是他努力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与社会学者、生物学者和医生相交往，而他所刻画的协作体系里包括了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要素。“在一个社会里，个体和组织的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而“一个组织的持续取决于在不断变动的外界环境中，生物的和社会的各种物质、要素和力量的复杂性之间维持平衡。”
正如巴纳德认识到的，当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些多种多样的关系组成了一个日益发达、绵密的“人类之网”，《人类之网》的作者麦克尼尔父子断言，正是这一网络上各种交换与传播行为，塑造着人类的历史。“通过这些联系，人们彼此交换信息……也彼此交换各种有益的技术、物品、农作物、观念等等。……还可能在无意间交换各种疾病、无用的废物，以及那些看似无用但是却关系到它们生存的种种事物。”这些学者充满睿智的观点早已启示人们，包括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在内的各种联系有着多重属性和复杂的构成，不仅具有经济属性或信息属性，也会用来传递感情和心理影响，乃至传染细菌和病毒。而本次疫情就像一面镜子，使得人们可以重新鉴识各种关系。在疫情中有人送来一箱口罩或几瓶消毒液，或许比平时拆借几十万元资金更为珍贵，疫情中坚守承诺所赢得的信任会更加持久，而借口疫情草率毁约对双方合作造成的伤害也会更加深刻。
对关系的深入研究可能会改变对其他组织现象的认识。比如，团队成员之间的认知差异和合作方式会影响到团队的绩效，自1990年代有关团队断裂带的成果发表后，有关团队内群组划分及其绩效结果的研究，很快成为研究热点。有些研究以人口统计特征作为划分断裂带的依据，有些则以团队成员教育背景作为划分依据，还有根据团队成员任务划分的，研究成果多可盈车，而这些成果进一步说明了团队成员相互信任、充分沟通和密切协作的重要性。其实，为了认识团队成员的关系，他们在处理危机过程中的合作方式、信任关系、情感交流与信息认知差异等也是很理想的观察视角，特别是在危机实践这种高反差的情境下，有可能观测到与平时不同的内容。又如，彼得•图法诺教授认为生态环境危机要求人们重新认识利益相关者需求和关切，承认并推进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遵循同样的逻辑，像“全球大流行”级的疫情也会折射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特殊联系，以及他们最关注的问题。随着学者们不断发掘，可能会发现不少类似的议题，这或许是新冠疫情为管理学研究带来的特殊机会吧。
编辑：严莉
审核：刘晓